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粗略计算，我从小学到大学共15年学校生涯（当时小学是五年），传道授业的老师有40多位。但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位。
米老师
米老师叫米丽，一个很普通的名字。1976年，我一进小学，第一个老师就是她。当时她还不到20岁，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梳着一条长辫子。说话慢声细语，做事很有耐心。她是邻村的姑娘，刚从县里的师范学校毕业，教我们语文，还当我们的班主任。
当时，上学前，村里的大人常常“吓唬”我们孩子：“听话，好好学，能不能上学要看你们能不能数清楚有多少根头发。”报到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位于大队部的一年级教室，米老师像个大姐姐，满脸笑容的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爸爸是谁”等简单的问题，还在一个本子上记着什么。然后给我发了课本，根据个子高低指定了座位，吩咐我明天就来上学。走出教室，我常常地出了一口气：原来上学这么简单。
一上课，米老师就教我们汉语拼音，领读aoe等。我们中不少人开始不好意思开口读，米老师就在讲台上不停的踱步，一遍一遍的反复读。还在黑板上板书，让我们抄在练习册上。一开始写不自然，写得歪歪扭扭的。米老师不厌其烦的纠正我们。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蹲在我身旁，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慢慢地写。
米老师性格温柔，从不大声训我们，那个孩子调皮捣蛋，她也只是提高嗓门喊两声名字。但那声音还是比村里别的妇女声音柔和得多。有父母问起“孩子表现怎么样”时 ，米老师都说“挺好”，即使是班里最调皮的。天长日久，米老师和我们30多个孩子亲密无间。有时我们随着大人喊“小米老师”，她也从不生气，只是低声答应一声。在学校，在村里，人人都说米老师好。
我见过米老师伤心的时候。一年级刚上了两个月，毛主席逝世了。米老师领着我们扎小百花，缝黑袖章。追悼会那天，米老师领着我们站在最前面。她悲痛欲绝，泪流满面。那时我见到米老师唯一伤心的一次。
两年后，米老师要离开我们了。她嫁人了，丈夫在焦作市的一个煤矿工作，她要随丈夫走。送别那天，也没人号召，没人组织，我们全班孩子自发地集合，步行五里多路，来到汽车站，默默地送米老师。当时都穷，买不起什么礼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孩子想哭，米老师赶紧制止：“孩子们，咱们这儿送人不兴哭。都回去吧，好好学习。”我们看着她依依不舍地上了汽车。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到米老师。她也应该退休了吧？
郭老师
初中三年，我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叫郭士奇。听说他原是县豫剧团的演员，因“犯错误”被下放回家教书，因此妻子孩子都离开了他。他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课生动活泼。初中二年级，他还兼我们的历史课。一次，讲到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还模仿蒋介石，一只手高举着，口中喊“革命啊”，另一只手学着抡刀的动作，口里又喊“杀呀”，让我们记忆犹新。在讲《孔雀东南飞》时，郭老师形象地模仿起课文中刘兰芝的角色，“表演”了一个古代媳妇委屈的家庭生活，让我们哈哈大笑。有时讲完课还有一点时间，他还给我们唱段豫剧，活跃一下气氛。至今我还记得他唱的《白蛇传》里面的“谁的是谁的非天在上头”。二是很爱学生。有人说他爱学生过分了，像“护犊子”，他总是嘿嘿一笑：“我就是护犊子。”他几乎天天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中考时，全乡考上10个县一中（当时全省的重点高中）的学生，我们班就占了3个，乡里还请郭老师讲演。再加上郭老师也平了反，落实了政策，他兴奋极了。我印象中，那些天他天天喝酒，天天唱几段豫剧，一和人聊天就说自己的“功劳”。到县一中报到那天，郭老师步行把我们三人送到汽车站。当时车次少，车上很挤 ，他把我们硬“塞”进了车厢。车子走了好远了，我一抬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向我们眺望。
郭老师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他死时，我正在外地读大学，听说送来的花圈就有上百个。
夏老师
上大学时，夏老师教我们美学。他的名字也很美，叫夏秋冬。他刚从北方的一所名校研究生毕业，我们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他因年轻，和我们很能打成一片，经常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办文艺晚会等。他长相很似演员葛优，还经常以此开自己的玩笑。
我们中文系的美学就是“文学评论”，但夏老师完全抛开了教材。当时，他崇拜美学家李泽厚，后来我发现他是按李泽厚的著作《美的历程》给我们讲的。他讲课很有特点，上课时，他基本上不板书，不看讲义，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特别爱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汇，如对美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还不完全明白。
夏老师很欣赏我。大四的时候写毕业论文，他担任我的论文辅导老师。我的论文写的是写实主义作品赏析。一天，夏老师在食堂碰到我说：“你的论文我仔细看了，写的不错，有深度。不过，我觉得，朦胧诗也应该纳入写实主义的范畴。”过了两天，我主动找到夏老师，直言不讳地亮明我的观点：“夏老师，从内容上看，朦胧诗符合写实主义的特点，但从作者的写作态度上看，写实主义要求’以感情的零度介入’，朦胧诗不符合这一要求。”夏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否认也不肯定,只是说：“小陈，你适合做研究搞学问。”并说自己不适合教学。果然，他不久就辞职到郑州做生意去了。我们也成了他最后一批学生。
前年，我因病在郑州住院治疗，已是满鬓白发的夏老师带几个大学同学去看望我。说起这个定义，几个同学都与我有同感，夏老师却哈哈大笑：“我早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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