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农活
春节过后，一对夫妻来看我。我们三个同村，自幼一起“光屁股”长大，还是小学和初中同学。他们是我们同班同学中唯一的一对夫妻，也是豫北农村老家第一对同村不同姓结婚的。现在都在外地打工。谈起在老家的往事，我们最难忘的就是干农活。
老家是中原大粮仓，土地多而肥沃。还没上学时，就在生产队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拾麦子、摘棉花等，一天公分很低，只有3、5分。我们孩子爱闹，干着干着就玩了起来，老队长最喜欢“编”毛主席语录“教导”我们。其实，他对毛主席很尊重，毛主席逝世时，他蹲在地上放声大哭。我记得最愉快的是烧水、送水。每天上工后，我和王大爷烧开一大锅炉水，推着送到田间地头，供社员们喝。还带一包可食用的糖精（那时困难，买不起更多的白糖、红糖，更没有纯净水），撒到水里。
小学四年级，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干活更多、更重了。那时学校不放暑假，改为麦假和秋假，就是让学生干活的。我家劳力少，我虽然年龄还小，却被当成了“棒劳力”，割麦、锄地、掰玉米、浇水、撒粪等活计都干，除了垛麦子、扬场、犁地等“技术”活。特别是初中三年干活最多，也没有课外作业和兴趣班，放学就到地里劳作。劳作的“成绩”还不错，记得一次和父母到离村5里多的地里割麦子，天不亮就到了，一上午割了几亩，那时亩产低，麦子也稀疏。村里其他的孩子基本都一样。多年后，在一个县里当局长，收麦都使用收割机了，一位同事却很焦急：收割机要等，家里的几亩麦子就要焦了。我深知“麦熟一晌”的道理，等不得，让他多准备镰刀，带几个同志帮他割麦。同志们都惊奇，局长还会割麦子！正好一位县报的记者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登在报上。我到县政府院里吃饭，县长见我说，割麦子的动作很规范，很熟练，并说他也是农村出身，小时候在家每年都割麦子。我们谈起过去的农活和游戏，很兴奋。但在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士农工商”阶层壁垒分明，“农”还是比较低下。孟子有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确实，干农活还是很辛苦。那时农村用电不正常，用电给田浇水很紧张。我记得一次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我头枕着土坷垃，倒在田里就呼呼大睡。我记得最不舒服的活是给棉花打药水、灭虫，药桶装满药水，重几十斤。一般左手负责压杆，右手举着喷杆喷药。我背着吃力，总是不装满，尽管身上披着雨衣，可药水还是会贱到脸上、身上，火辣辣的难受。后来，看赵本山的春晚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面就有打药水的动作。女儿哈哈大笑，我说表演艺术化了，实际上很辛苦。多年后，带领同事远赴新疆搞棉花检测，还不时记起过去的一幕，尽管老家，包括内地现在都很少再种植棉花了。
辛苦中也有乐趣，我最喜欢看场。那时打麦子需要麦场晾晒，晚上需要看场，我总是自报奋勇就去了。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躺在新打好的麦秸堆上，别提多惬意了。看场的人很多，以小孩子为主，看我的那对夫妻也经常在，妻子家里没有男孩。他的丈夫最会讲故事（方言“扯”），尤其是鬼故事，他自己也害怕，我们经常睡一个被窝，有一次还紧紧地搂在了一起。他的妻子当时总被我们催回去，说替她家看了。小姑娘总是欢天喜地的就回去了，有时还在家里煮了鸡蛋“慰问”我们。最高兴是卖公粮、余粮，那是一种辛苦后丰收的喜悦。一般几家一起搭伙卖，卖完了，到集市上海吃一顿。喝啤酒就是那时开始的，我第一次喝，不习惯泔水味，竟吐了一地。
到县城读高中，农活干的少多了，后来，承包的土地也承包给别人，又到城里工作，就不干农活了。今天，农村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割麦、收玉米、播种等都有大型机械自动操作，还有专干农活的“队伍”，连在外打工的人都不用回来了，干农活似乎成为了“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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