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叫驴”
“老叫驴”不是驴，是人，还是一个“官”，当时公社里负责调停各村各户矛盾的负责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司法调解员。大家很羡慕他，因为他是老家——偏僻的豫北农村最早的吃“商品粮”的。他叫张现，我们不是一族，但他在村里的街坊辈中属“爷爷辈”，从我上世纪70年代后期记事起，就喊他“驴爷”，他也乐呵呵的答应。
他性格开朗，话多，爱开玩笑，大嗓门，经常给我们小孩子讲“古”（聊故事），“老叫驴”的绰号就是她妻子吵架时“戏谑”起来的。他是“一头沉”，妻子还是农村户口，在村务农，因此，他和儿子都住村里。
“我这个官还是支前支出来的，”张现多次“吹嘘”当官的经历。“解放前，到淮海战役支前，带队的是我们这一片的教导员老胡。战争结束后，老胡回来当了乡长，就把我也叫到政府做事。”我爷爷多次说过张现支前的事：“他和我一起支前的。他识字，又没成家，就留下了，回来还带个山东的媳妇，又进了政府。”后来了解到，张现媳妇母亲死的早，和父亲一起支前，父亲牺牲在支前前线，临终把姑娘托付给张现，就成了他媳妇。几十年过去，妻子已经说的是纯真的豫北农村方言。俩口子好了一辈子，虽然有时爱吵吵闹闹。但“吵是爱，骂是亲，不吵不骂是仇人”用在他们身上最贴切。时间久了，“老叫驴”成了媳妇口中的惯用语，也逐渐传开了。豫北农村都爱叫绰号，人们并无恶意，就是一种亲近的称呼。
张现特别喜欢喝酒。那是也喝不上好酒，代销点里，我经常见他买碗散酒喝，有时加包花生，当下酒菜。那是穷得很，我们孩子一见花生就围过去，他笑眯眯的一人给一颗。有一次，孩子多，花生没剩几颗，他摇头晃脑：“多乎哉？不多也。”我们孩子就一哄而散，多年后读中学，才知道他说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的话。爷爷说，他们家里净出读书人。当时识字的人少的可怜，张现的爷爷就是村里的“文曲星”，虽然连个秀才也没中第，但会念“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他的父亲在县城念书时结识了较早的党员，参加了打日本的队伍，在卫南战役中殉职。女儿是乡里脱盲班的老师，结识了一个镇上的小伙子，在镇里安了家。
“老叫驴”在村里的威望非常高，红白事都被请到首席，村里的“家长里短”也乐于找他调节。在乡里干惯了，驾轻就熟。那时虽然穷，但过年总得吃顿饺子。一次过年，一个小伙伴家里孩子多，太穷，实在吃不上饺子，张现割了2斤大肉送了去。过年他是小孩们快乐的“源泉”。那时还行大年初一磕头拜年要核桃，张现的家像开大会，热闹、喧哗，别家给一个、两个，他总给10多个，过一次年要准备两麻袋核桃还不够。他说：“穷，过年了，也得让孩们尝个鲜。”他还救过我，一次在村中的坑边玩水，滑进了水里，刚回到村里的他撩到自行车，顾不得脱衣服就跳进坑里捞我上来。平时谁家有过不去的“坎”，他总是5块、10块的帮助。村里人感谢，他总是挥挥手：“一个村的，不说鸡巴那个。我毕竟每月有几十元工资嘛。”
“鸡巴”一词是张现的顺口溜，也是豫北农村男人的常用方言，只是一种牢骚的表示，也有“不在乎、轻蔑以及否定”等意思，决没有淫邪的意味，和北京的口语“姥姥”相似。台湾作家、特立独行的李熬生前“考证”，“鸡巴”不是贬义词。从豫北走出的作家刘震云在作品中也多次用这个词。但这个词也给张现惹过“麻烦”：文革中，乡里要矗立一座伟人的塑像，忙了半天，张现揉着发疼的胳膊，下意识的嘟囔：“真鸡巴沉。”一句话惹来“滔天大祸”，张现被撵回家几年，光发工资，不能工作。我父亲说过，那时村里也有“井冈山”组织，但一次也没批斗过这个大好人。县城来的知青点名批斗张现，但村里人无一人参与，只得不了了之。张现也不得不“老实”多了，经常和县城下放到村里的一个“右派”谈天说地，村里也少了他郎朗的笑声。当我记事时，已是文革快结束的时候，张现已经恢复上班两年了，仍然是“老叫驴”的做派。一次村里放电影，当时一般先放映一段新闻片，新闻片有日本友人的访问镜头，张现在下面大喊：“别放了，日本人有啥鸡巴好的，净孬孙。快放打仗片吧。”
我们一帮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了，当时村里还没有小学。张现召集附近几个村的支书开会，议定把我村的支部大院作为联合办的小学，但缺少老师。张现提议那位“右派”当老师兼校长，公社一位干部问“妥吗？”张现“老叫驴”的作风发作了：“有什么不妥啊，那个老右就是有学问，上面凭鸡巴什么把人打成右派。”几年后，那个右派彻底平反，主动留在村里教学，还当上联中的校长，成了全县的模范老师。就一个老师也太少啊，张现到镇里找到女儿，要他回村教学，许诺当男孩看待，以后分家和儿子平分。女儿开始还有些犹豫，据说，张现上去就扇了两个耳括子，后来，女儿携家带口回村了，当了我们的启蒙老师。多年后，我大学毕业留城工作，回老家看望病重的启蒙老师，她感慨万千：“如果当年不回来，说不定我也是城里人了。爹的俩嘴巴真霸道，还好，爹是好意，也没用力打。”
当我们挎着书包走进简陋的教室时，“老叫驴”一次喝醉酒夜里突然死了。送葬时，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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