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金的《随想录》谈文学作品的“真”
（“品读巴金”征文）
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信中提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两段文字，对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都强调了“真”，即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
一提文学作品，人们一般就会认为“虚构”、“演绎”等。是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高于生活的，其中的具体故事、情节等，包括人物等，一般都是虚构的，对历史事件，也有不少演绎的成分，但对历史、现实本质的反映应该是立足于真的，甚至一针见血的。有专家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就是一个“真”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有个观点振聋发聩：”讲真话是作家宝贵的素质，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如果再表达的“中庸”一点，文学可以“歌功颂德”，但绝不只是唱赞歌的。
以巴金先生晚年的作品《随想录》为例。关于“文革”的原因，我们一直认定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定义无疑是科学的，但里面有一个问题，全体中国人呢？有几个不是欢欣鼓舞或是摇旗呐喊呐。作为“文革”的先锋和骨干，那时全国有多少“红卫兵”呢，虽然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总数不会低于2000万。但许多文学作品对此都避而不谈，或者“涂脂抹粉”，或者“蜻蜓点水”，而作为中国版的《忏悔录》，《随想录》说了大真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就是说人们心中就有做奴隶的思想。巴金先生还严厉解剖自己，开始人们喊“打倒巴金”，很不理解，但后来自己就跟着喊，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回过头看，自己也是“奴在心者”。
很可惜，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类似《随想录》大胆说真话、讲真情，触及现实的作品不多见了，特别是建国后，受“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无影无踪了。翻翻那时的文学作品，“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潺潺流水。”特别是样板戏，口号满天飞，正面人物“苦大仇深”，正气凛然，尤其是不食“人间烟火”，除了为人民、为大众抛头颅、洒热血外“六根清净”，大都像“李玉和”、“柯湘”，可敬而不可亲。“母亲叫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在许多文艺作品中，有不少类似的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的参军场景，我党受人民的支持无疑是胜利的法宝，但毕竟是送亲人到九死一生的战场，依依惜别应该更多于“欢天喜地”。更有甚者，少数文艺作品还写了参军时喊“正面口号”，有的还背诵“马列主义或伟人的思想”语录，假的让人忍俊不住。
著名作家汪曾祺参与过样板戏的创作，说当时从上到下，要求的很明确：只需写“大江东去”，不准写“小桥流水。”因此，那时候的文学作品普遍存在“假大空”等不良倾向。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文学作品成了政治宣传工具，特别是人物一律“高大上，”特点就是缺乏人们的正常的七情六欲。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能风靡一时，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美好的恋情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文学作品“高大上”地倾向，还引发一场争论。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和作家姚雪银就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美化农民起义，特别是把李自成描写成了无产阶级战士的现象进行了激烈争论。因为有争鸣，上大学时专门读了这部小说，应该说，第一部写的还是不错的，深刻揭示了朝廷党争、土地贪墨、太监擅权等“天灾人祸”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大势和农民起义的根源，特别是成功塑造了崇祯皇帝这个人物形象，但对李自成和农民起义的描写有美化的倾向，特别是农民军商洛山复出后，美化的情绪更加明显。如“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口号，李自成的农民军，又改为大顺军几十万人，不让百姓纳粮，如何生存，光靠“吃大户”肯定不行，更别说打仗了。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直到”新写实文学“等都突出反映活生生的现实或者历史。当时有一部小说《灵旗》就鲜明的刻画了红军长征中湘江血战的悲壮和残酷。为了准确生动地写出那场战役的激烈和残酷，作者充分调动了艺术手段，并反复使用“红色”进行气氛的渲染：“一仗打下来，从山顶到山脚都红透了，全是血”，“踩上去脚都拔不起，湘江早涨红了，血水往海阳山倒灌”，“饮血如饮水，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太阳升上雾茫茫的皇帝岭时，看到的是血。太阳落进青沉沉的湘江时，看到的还是血。四天四夜的血，比四天四夜还多的血”。尤其写出红军伤亡的数字的“真”。上初中时，历史老师都隐晦红军的伤亡数字，教科书写“伤亡过半”，而小说中真实的数字是“八万红军剩下三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还活跃的新写实文学，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感情零度介入”。刘恒、池莉、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秉承了《随想录》的“真”，大胆地还原历史和现实生活，创作出一大批“真”的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如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而《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始作俑者”。
但文学作品要像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那样，说真话，讲真请，并不是轻易而举的事情。文学史上有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在美国文学史上，有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最早的中译本书名《黑奴吁天录》，小说用纪实的笔法，揭露了当时美国南部诸州黑人奴隶制度的血腥和残酷。小说的发表和出版引起南部诸州奴隶主的极大不满，并以此为借口之一，挑起了“南北战争”。当南部诸州的骑兵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当时美国联邦的总统林肯先生在百忙中亲切会见了小说的作者——斯托夫人，称赞她是“写了一部小说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而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西汉时期，一个叫司马迁的男人，穷经皓首，写了一部《史记》，里面说了一部分的真话，却惹恼了当时的汉武帝刘彻，结果命人对司马迁动用了奇耻大辱的“宫刑”，让一个好端端的男人变成了太监。1980年，著名艺人赵丹病逝前在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各级领导少干预文艺创作。有评论：临死前放了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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